【24】屈民而伸君就是说臣民要绝对服从于君主，也即君为臣纲，这并非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而是董仲舒屈就于皇权专制制度而发明出来的理论，可谓儒家的政治化。
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见陈立胜，第56页)如程颢既以一体言仁，又以生意言仁：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
(参见朱雷)因此，万物一体的统一性与物各有别的差异性并不矛盾，差异性反而构成统一性的前提。向世陵先生指出，阳明对墨家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源自孟子的推恩与发于《易传》的生生联系起来看待问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9]冯友兰，2001年：《三松堂全集》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
从理论形态看，张载的《西铭》代表了北宋理学以万物一体论仁的另一条思想脉络。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本书提供了一种知常达变、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文化哲学，它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处，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思想营养，由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李存山先生不仅使得这一意义重大的文化思想重光于世，而且给予它重要推进和发展：通过阐发儒家常道的内涵，使得当代的儒学弘扬有所取法。文化的异与同则是指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与世界性、普遍性。梁漱溟的中西印文化比较，实际是文化类型比较，意在指出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所具有的价值，以回应西化派的文化主张。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化通诠》中，张岱年先生提出文化所有之要素凡五，而共列为三层。
最近十多年来，学界对此五伦三纲问题又有讨论，李先生关注此问题多年，先后发表《重视人伦，解构三纲》《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等，皆涉及三纲五常问题，他对于三纲五常的研究与对于儒家常道的探索密切相关，是儒家常道研究的深化与展开。兹求其明显而无偏，故列为五事。
如果传统历史演进的格局不变，天下文化观将会继续下去。他肯定五四运动高扬科学与民主对现代转型的意义，但不赞同五四时期将科学民主与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而是努力探索传统文化内部与科学民主相应的文化因素，重点研究了王廷相与黄宗羲的相关思想。这是将民众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由自利而自由，由自由而自治，民能自治，则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国家自然富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由此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是儒家首次在治道上把‘立制置于‘正德之上。
从先秦儒家仁者爱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说法，表明仁就是最高的道德律。马融在注释《论语》殷因于夏礼章时，已经把把所因说成是三纲五常，此后，纲常名教就获得了文化主体地位，张之洞坚持认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有三纲，视之为中国文化之常道。【2】 李先生认为，在以上关系中，最重要的文化的变与常，将其作为张先生文化观的核心观点，也是李先生本人研究推进这一文化观的重点。为此，李先生将儒家常道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崇尚道德。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黄宗羲在立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设想，提升宰相权力以制约君权，如果以相权制约君权并不现实，相比之下，黄宗羲的另一制度设计即公其是非于学校则更加具有创新性，他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认为只有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洋务运动时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已经发现了西洋文明中诸多优点。
关于民主之发展，他深入探讨了民本思想及其与民主沟通的可能。若要对文化有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或者说对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那么，这几个方面都缺一不可。
牟宗三说唐虞三代之道与政规之道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成为活法，而亦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11】，这里称仁教而非礼教，同样是要突出仁在儒家文化中的基础地位。【13】 贺麟先生根据柏拉图理念论与康德绝对道德律令思想，新解三纲五伦之真义，认为三纲以及三纲说以后的五伦，将相对的人伦关系发展为绝对的道德义务即所谓常德，认为这种绝对道德义务正是出于主体的道德自律。对于儒家常道内涵的归纳也成为他后来评价儒家纲常等问题的理论依据。第四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和‘学术的思维方式。第二，三纲起源于何时?有学者主张三纲是先秦孔孟就有的思想，李先生则经过分析认为，先秦儒家并无三纲之说，同时指出这也是学界主流观点。第三是在教育制度方面，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
这些推进也使李先生成为文化实相与综合创新论在当今学术界的代表。进入专题： 儒家 李存山 。
李先生还认为，由于《明夷待访录》早于洛克《政府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表明在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中是内蕴着向民主转化的契机的，这种转化在明清之际已经开始，它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自身文化的基础。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文化实相论及其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创新论，植根于儒家传统思想深处，却包含对于传统的天下文化观重要突破，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突破传统天下观中的夷夏之辨。故天下观本质是一种文化观。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第二，贺先生试图通过借鉴西方伦理思想对五伦三纲作出新评价：先秦的五伦说注重人对人的关系，而西汉的三纲说则将人对人的关系转变为人对理、人对位分、人对常德的单方面的绝对的关系。但是，来自强势海洋文明的入侵，使中国文化首次遭遇他者。象三纲这样僵化的规范尤其不适合于重视保障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相对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还是先秦五伦之道。
这种学校不但是公意与是非之代表机构，而且具有最终与最高决策功能，一定意义上相当于现代法治架构中的议会制度，又具有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色，实际上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数次文化大讨论，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其中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相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纳理归气，主张气异则理异，实际上区分了伦理与物理，从而将理从单一与绝对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仁统四德，是儒家常道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在先秦儒家的道德学说中，本来就有道德的绝对命令的思想，这就是孔子的仁爱。【6】李先生的上述四个方面，从大历史的视野指出了当代儒学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如何在因应时代巨变中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又要有助于解决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成为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正面的精神力量，就成为儒家旧邦如何获得现代新命的关键所在。
历代儒学和易学强调通过变易以保合太和，正是文化变革的最高理想。强势文化所带来的冲击，给中国士大夫打开了一个迥异于自我的世界，势必导致传统文化观的深刻转变。但李存山先生认为，儒家没有民主思想，并不意味着就与民主截然对立，他认为儒家文化内部也存在与现代民主相沟通的思想元素，这就是民本思想，民本虽然不是民主，但民本思想充其极，也会内在地生发出民主思想的萌芽，这以黄宗羲为代表。文化实相论目的在于探索文化之实相，以从中推演出文化改革的原则。
第三，克服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16】这一对黄宗羲思想的定位是实事求是的。
西方理性主义道德观将道德法则奠基于纯粹理性法则，这种法则与一切质料和情感无关，它们存在先天和后天的差别。他认为三纲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当代，是混淆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形式，民主制下也有个人服从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但其背后的法理基础以及由此体现人际关系全然不同，现代法治权利平等的理念下，上下级关系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本质改变，二者所谓的服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正是古今之变的重要标志。
儒家五伦之道已见于《论语》，《孟子》已有完整叙述。所谓三层分别指文化包括产业即生产事业，群制即群体制度，学术即学问思想艺术，而五要素为正德、利用、厚生、致知、立制。
